看看宝盒里边的小蝌蚪

魏无忌神色稍安,徐佑方才的诡辩几乎让他无路可退,这次再次发问,却出乎意料的简单。春秋是经,这是列入五经的定论;可春秋也是史,周王朝和各国都设有史官,春秋既然是孔子依据鲁国史料所著,那自然是史书!

他思前想后,自认没有破绽,以此回答徐佑。徐佑笑道:“哪里有亦经亦史的圣人书?历来经史有别,史先于经,史家的宗旨是说真话,记实事,可孔圣作春秋,不在记录实事,而是写个人对实事的评判,其目的更不在史,而在于用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,鉴于往事,以之警醒世人。这样的意义远远高于史学之上,所以称其为经!”

魏无忌斥道:“荒谬!圣人因鲁史策书成文,考其真伪,而志其典礼,上以遵周公之遗制,下以明将来之法,直书其事,微言大义,如何算不得说真话,记实事?”

“微言大义,其言并非不真,但言在前,而义在后,故而先史而后经。春秋只可为经,不可为史!”徐佑不等魏无忌反驳,道:“郎君以为,《史记》可为史吗?”

魏无忌想也不想的答道:“当然是史!”

徐佑顿时笑了起来。

魏无忌猛然惊醒,他已经猜到了徐佑的目的,可又没有办法阻止。果然听徐佑道:“太史公言: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《春秋》,谬矣。连他都认为《史记》和《春秋》截然不同,魏郎君既说《史记》是史,那《春秋》自然非史!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魏无忌终于讷讷不能言!

唯物辩证法的厉害就在于此,先下一城,徐佑趁不急不躁,再问道:“左传是注还是史?”

魏无忌已经没有了刚开始的自信,犹豫半响,道:“是注本!太史公在《史记??十二诸侯年表》里说:‘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,各安其意,失其真,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,成左氏春秋。’因春秋而成左传,当为注本!”

“郎君又错了,左传原该是史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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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无忌脸色有点发白,拱手道:“愿听郎君教诲!”言语中已经透着几分尊敬了。

“孔圣修经,以一己之见来褒贬善恶,类例分明;左丘明为鲁史,载述时政,以日系月,并没打算扶助圣言,缘饰经旨,和太史公相似。所以,孔圣所以为经,当与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等列;左丘明所以为史,当与司马迁、班固等列。”徐佑掷地有声,断然道:“《左氏》辞义赡富,自是一家书,并非为了传《春秋》而作,所以该当是史,而非注!”

围观的回廊里立刻响起热烈的叫好声,纵然有些人不是太懂春秋,可两人的辩诘并没有过于晦涩的地方,言简意赅,直指本心,却也把各自的观点说的清楚明白,让人一听就知高下。

魏无忌的额头已有汗珠滚落峨袍,挺拔如松的上身也不经意的弯曲了下去,尚没有真正的开战,登台时的斗志已被徐佑的无双辩才消减了八成。

不能再让徐佑牵着鼻子走了!

魏无忌果断转移话题,道:“你我今日辩春秋,无须在这末等枝节上耗费心力,春秋为经也好,为史也罢,终归要深谙其旨,明达其意,才可以算得上通晓。郎君欲作《春秋正义》,我来以经文质询,望不吝赐教!”

接着洋洋洒洒,尽挑那古怪刁钻的偏僻知识点来提问,幸好徐佑为了今日早有准备,自身的学识在,又有何濡、清明这样的学究天人之辈相助,倒也应对了下来,虽然没有开始那么轻松,但至少场面上很过得去。

如此连续问了十三题,徐佑一一作答,没有被魏无忌难住,眼看他词穷,徐佑笑道:“来而不往非礼也,我只问郎君一题,若答得出,今日便算你胜了!”

魏无忌晓得这一题非同小可,神经绷紧到了极致,双目凝视着徐佑,道:“郎君请讲!”

“春秋记事,开篇说春王正月,此正月为何月?”

就像准备了三千斤的巨石砸入深不见底的水潭,却只溅起了一朵小的不能再小的水花,魏无忌打死也没想到徐佑会问如此简单的问题,呆呆的愣了回神,心中满是狐疑,这才答道:“春王正月,即为建子月!”

“请指教!”

“王者革前代、驭天下,必改正朔,易服色,以变人视听。夏以建寅之月为正,殷以建丑之月为正,周以建子之月为正。三代异制,正朔各有不同。”

所谓的建寅、建丑、建子,是说斗柄所指的方向,夏代既以建寅之月为岁首,那么建丑之月于夏历则为十二月,建子之月于夏历则为十一月。殷革夏命,要改正朔,于是不再以正月(夏历)为岁首,而是以十二月(建丑)为岁首;周革殷命,也要改正朔,于是以十一月(建子)为岁首。以此类推。

徐佑摇头道:“我以为不然!孔圣作春秋,实则是以夏时冠周月!”

“什么?”

魏无忌勃然失色,竟从蒲团上一跃而起,往前三步方生生止住身子,颤声道:“郎君所指,孔圣篡改了正朔吗?”

与此同时,回廊中也响起阵阵惊呼,不少儒生跟着站起,面色皆变!

说起这个问题,牵扯十分的广泛。比如殷人或周人在改了岁首之后,称他们建国的第一年第一月时,是说“元年十二月”或“元年十一月”呢,还是称“元年正月”?前者即所谓“改年不改月”,后者则是“改月”。

除过改月,还有改时。夏历以一、二、三月属春季,四、五、六月属夏季,七、八、九月属秋季,十、十一、十二月属冬季,这样的时、月关系与一年之内的农作周期最为契合。但殷和周两代的春,实际上是夏历的冬,那殷人或周人的新君即位的第一年第一月,是该称为“元年冬”呢,还是该称“元年春”?前者称为“不改时”,后者则称为“改时”。

而《春秋》记事,明显是改月改时的,所以将十一月称为正月,将冬季称为春季,方才魏无忌回答徐佑的问题,说正月即为建子月,这个没有问题。

但问题是,既然改月改时,是出自谁手呢?这么多年大家都约定俗成的认为改月改时是周朝的定例,但徐佑骤然抛出孔子“以夏时冠周月”,意思是说孔子在写《春秋》的时候擅自改了正朔。

这是何等大胆的指责?

“不错!”徐佑面不改色,道:“周代之前,殷人以建丑为正,但记事时并不改月,例如商汤死后,太甲于次年即位改元就称 ‘惟元祀十有二月’;周代之后,秦人则以建亥为正,其记事时既不改月,也不改时,秦人书始建国之月为‘元年冬十月’。因此可知,夏商周三代乃至于秦,既不改月,也不改时,周人以建子为正月,春秋开篇应该说‘元年冬十一月’才对,却为何是‘元年春王正月’呢?以我拙见,该是圣人改了正朔的缘故!”

“这不可能!”魏无忌脑袋乱成一团,道:“非天子不议礼!春秋时孔圣有大德,而无显赫的官位,又何来的资格和胆量改一朝正朔?”

“所以我先前问魏郎君,《春秋》是经还是史,为经则要见大义,而不拘小节。孔圣以周正记事,已经表明不在其位,不敢自专的恭谨,然后再以夏时冠周月,正是欲假天时以立义,也恰好再次证实《春秋》为经而非史!”

“假天时以立义?假天时以立义?”

魏无忌只觉得一声轰鸣,乱成浆糊的脑袋仿佛刹那间触碰到了那厚厚的乌云,却还差那一点,一点点,穿不破,看不透,摸不着。

他双目溢出异样的神采,又往前五六步,声音充满了期待,道:“请郎君明示,圣人欲假天时立何义?”

徐佑缓缓起身,道:“圣人不说‘王春正月’,而说‘春王正月’,加春于王者,寓意自然是要贯彻‘行夏之时’的大义。”

“行夏之时……”

魏无忌的脸上时而迷惑,时而惊喜,时而困顿,时而苍茫,喃喃道:“行夏之时……”

“圣人作春秋,正是要效三代之治,为万世立法。三代,有夏正、殷正和周正,此三正里只有夏正最顺天时,如殷正、周正,只能行用于一代,更不用说秦人之建亥了。你也说了,夫子空有圣人之德,并无圣人之位,他是无权也无力改正朔的,所以只能用夏时冠周月的春秋笔法,来达到垂法后世的终极目的。”

徐佑双手负后,一字字道:“《春秋》为经不为史,正在于‘行夏之时’四字!你们终日里说微言大义,却始终不明白,究竟什么才是圣人想要传之万世的大义!”

表面上看,“行夏之时”只是一个历法问题,孔子要推行一种万世通行的历法;但这却是一个象征,象征着《春秋》里所体现的原则、法度、精神和价值。一句话,《春秋》里的“大义”,是可以传之万代而不废的,这就是孔子“假天时以立义”所立的“义”。

咚!咚!咚!

脑海里雷声翻滚,乌云尽散,魏无忌踉跄前行,至徐佑跟前,喜极而泣,道:“殷正建丑之历法不行于周,周正建子之历法不行于秦,秦正建亥之历法不行于汉。而自汉武帝改行夏正以来,直到今日,数百年间,历朝均用夏正。这确乎是‘百王不易之**’,是《春秋》垂法万世的大义所在……”

徐佑微微一笑,道:“恭喜郎君,这才是真正通晓了《春秋》!”

魏无忌看着沐浴在光华之中,如同神仙中人的徐佑,那身形无比高大,仿若高不可攀的山,仰不可及,他缓缓屈膝,在千百士子眼前,以弟子礼参拜徐佑,恭敬的无以复加,道:“徐师!”

(胡安国的以夏时冠周月,重点在于升华了春秋的主旨,若探寻孔子本意,那是谁也说不明白。所以后世争执不休,但胡安国的春秋传被元明两朝奉为科举必备宝典,跟左氏、公羊和谷梁并称为春秋四传,其学识和见解并非常人可及。丸子治学不算严谨,但就以夏时冠周月而言,并不赞同朱熹的观点,而是同意胡安国的观点。毕竟小说嘛,剧情只为装 逼服务,至于论点的对错,达者且不必深究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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